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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刘建国:走向民众的清华教授

时间: 2020-10-12 14:35

来源: 中国固废网

作者: 李艳茹

2016年之后,刘建国最著名的身份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变成了“垃圾分类专家”。这位看起来严肃板正的教授,上央视对话白岩松,上“跑男”综艺给Angelababy们讲垃圾分类,做客春妮的周末时光,成了固废领域最具时尚气质的行业专家之一。

去年底,中国水网主编谷林、本文作者李艳茹专门拜访了刘教授,探秘到他“出圈”背后的专业初心和环保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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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谷林、刘建国、李艳茹

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两年内,刘建国参加了大量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社会交流活动,只要时间允许,对活动邀请几乎有邀必应,大到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各大电视台出镜访谈、各种行业论坛报告,小到给小学生讲科普,给大学生开讲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仅露面不够,刘建国还执着于用不一样的语言体系,让不同活动中的受众人群印象深刻: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组织的交流中,他细致梳理行业现状及问题,将思考和对策凝练成兼具战略高度和专业深度的语句;

在行业论坛的发言上,他将分类要义编作一首打油诗:干湿分开,努力方向;积极鼓励,相得益彰;定时定点,适度适量;湿中无干,理所应当;干中无湿,两败俱伤。

在“十问十答”一文中,对于问题:“如果经济上不合算,甚至环保上也不一定合算,还有必要推行垃圾分类吗?”回答是:“咳咳,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得体很漂亮嘛,简直令人赏心悦目!穿这么漂亮,经济上环保上肯定都不合算,那么还有必要这么穿吗?”

在给孩子们的科普中,则用更贴近生活、更加场景化的方式来讲。交流中,一个孩子质疑“猪分法”:“你看,有的垃圾是猪吃了会死的,但也是能卖钱的。” 刘建国就告诉他:“这种判断方式是猪去分的,生活中是要我们人去分的。猪能分成这样,人比猪聪明,肯定会分得更好。”

一些人认为刘建国是“想红了”,一些人定义他为“被垃圾分类耽误的段子手”。刘建国认为自己其实是“看不下去了”。垃圾分类激起了民众超高热度的关注和讨论,成了环境产业最出圈的话题。但也正由于参与讨论人群的扩大,探讨本身容易变得空泛、停滞,或各执一词,“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式的观点层出不穷,借垃圾分类将焚烧、填埋等常规处理手段污名化的有之,否定我国环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有之,对专业理性的观点冷嘲热讽的有之,借机贩卖假冒伪劣技术的亦有之。

在一次由公益组织召集的交流会上,刘建国还看到不少憋着一股劲而来的观众。他们谈国内垃圾含盐量高所以一定会大量产生二噁英,呼吁将所有垃圾吃干榨尽,全量利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去过垃圾场,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垃圾,从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评论中摘取证据,并深信不疑。

一时间,政府、企业、居民看起来都在不断表达,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却越积越深。

刘建国属于科班工科出身,偏爱系统思维、科学方法、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同时,他博览群书,笔锋老道,身上又有一份独特的文人气质和社会情怀:“如果正确的声音不去占领阵地,错误和偏激就容易泛滥。”他希望基于自己多年以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亲身实践,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和各个群体进行有效沟通,把声音传出去。

分类or焚烧,不是一个problem

刘建国有一句名言:“垃圾分类一定比不分类要麻烦,适度的麻烦是居民养成分类习惯必不可少的条件,麻烦了,才会发现垃圾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才有动力去减量,才有意识去分类,才有意愿去付费。”这让不少人将他的立场划拨到“为政府说话”这一类。

他还有一句名言:“分类不是为了不焚烧,而是为了好烧、少烧,世界上越是焚烧占比高的国家,越是分类做得好国家,基本上没有例外。”这又让一些人给他戴上了“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帽子。

学者身份使刘建国倾向于多维辩证式的思考,在他看来,垃圾分类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问题,涉及经济成本、法治水平、管理能力、硬件基础、国民教化等多方面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最值得探讨的是“方向对不对”以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执念于技术方案的比选。

刘建国收到了许多不同群体发的不同“帽子”,他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其根源还是在于各方之间的信任度太低,还有就是一些骗子的把戏被揭穿而恼羞成怒,一些滥竽充数的专家失去市场后造谣中伤。”他判断。信任的缺失,使得民众不愿相信政府或专家的话,而一些立场偏激的社会组织,举着“代表民众”的旗帜,站到了道德高地上,指责所有不迎合他们的观点的人。

站队和戴帽子最容易,因而很多事物演变极易被简化为“两股力量的斗争”,“分类派”和“焚烧派”的对立由此产生。而思考判别很难。刘建国认为,不妨从历史进程来看待垃圾处理方式的变革。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垃圾处理方式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关联。中国是垃圾处理在这些年里取得的成就,其实是结合每一时期的需求,走在了正确道路上。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垃圾处理遥遥领先。” 刘建国提到,这些成就是当前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一个良好基础,为垃圾处理系统升级提供了可行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国垃圾处理基本实现了“仓廪实,衣食足”,才有条件去追求“知礼节、知荣辱”,也就是推行垃圾分类。”

我国快步迈过了集中处理的台阶,但也留下了争议的引子——迄今为止我国垃圾处理的成就,都是政府大包大揽的结果,民众没有参与,对此完全无感,基本上都是旁观者,旁观者最容易成为批评者。“邻避效应”由此而生,也需由此而解。全民参与就是要化旁观者为建设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一步迈出去很难,但非迈出不可,任何投机取巧都是“南辕北辙”。

刘建国分析:“长期以来,我国的再生资源回收依靠的是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拾荒队伍。由此,我们的资源回收率很高,也确实垃圾减量了。然而,这个环节的所有数据信息均不可知、不可控,它的高效率是建立在没有管理没有保护的前提下。包括环境污染、人体健康、从业人员安全隐患,都没有保护手段。”

他算了一笔账,需要处理的垃圾是价值最低的部分,而正是这一部分,从收集、运输到处理、监控,各个环节都有数据化的严格管控。反而是高价值的可回收废品,还停留在板车、三轮、作坊的时代。若抓住垃圾分类全废物、全系统、全链条推进的机会,将这一部分物质资源纳入统一监管,促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为现代化的行业,“资源化”的目标就可以实现大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垃圾分类分出哪怕只有20%,也要比传统状况下分出的30%更有价值,更值得推崇。

“垃圾分类不是为了不焚烧。”刘建国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总结,垃圾分类的目的主要在于三点,一是让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让政府通过推动垃圾分类提升城乡精细化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从而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二是通过法规和制度建设让居民和企业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通过末端倒逼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促进绿色生产、绿色生活蔚然成风,逐步实现源头减量目标;三是以分类为牵引重构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让垃圾尽可能实现物尽其用,各得其所,进而节约原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核心的目标在文明。中国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社会文明水平没有跟上,需要有一个抓手来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垃圾分类很光荣地承担了抓手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垃圾分类实际上是分“人”,而不是分“垃圾”。

在刘建国的体系中,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演变,从来不是简单的二元争斗、此消彼长,而是在时间中不断生长、健全。垃圾分类如此,焚烧也是如此。

“所以,焚烧和分类的对立,是短暂的历史惯性,还是行业的误导?”刘建国向观众们提问。

大学教授与网红标签

垃圾分类领域,刘建国的火有目共睹。在2017年,他的几篇关于垃圾分类的文章几乎都点击过万、点赞过百;用手机写的“十问十答”系列,被一些地方部门做成科普小册子;早期人民日报就垃圾分类话题采访他的一篇报道,成为当年高考的阅读材料;演讲讨论完毕,经常碰到请求合影的粉丝;专业度和火热程度均被广泛认可,在行业里被戏称为“网红教授”。

对于“网红”的标签,一开始,刘建国是非常排斥的。作为一个以教书育人、科研报国为主业的高校科研人员,他主讲多门专业课程,主持多个国家项目,在固体废物多个细分领域有着长期研究经历很丰富研究成果,但在“网红”脸谱之后,这些层面的钻研仿佛一下被浅薄化了。

刘建国看重的正向反馈不太为大众所熟知。包括他呼吁的科学分类方法、容错性问题,被城市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引用;关于行业的思考和观点,在一些国家决策及行业政策中得到体现;观点影响了行业的讨论重点,使错误的内容不至于蔓延成灾。这些事情能够让刘建国高兴起来,让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再多做一些,让现状更接近那条“正确的道路”。

去“跑男”之前,他甚至被十来岁的女儿不屑:“你好好一个大学教授去娱乐节目,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这也让他黯然神伤了一会儿。

“其实,做的越多,越是感觉到,这个比搞研究难多了。”研究工作讲求创新,要有新的东西出来;而垃圾分类的科普宣传,每次活动的受众有限,很多时候需要在不同地方,反反复复地说同一件事情,要把高度和系统跟不同群体的心理诉求结合起来,让小学生听懂、让记者理解、让大众接受。刘建国不断地在处女座的原则性和实际需要的灵活性之间找平衡。在第一次给小学生讲垃圾分类时,女儿便发现奥秘:“对你来说,难的东西讲起来简单,简单的东西讲起来难。”

在那一期“跑男”播出后,女儿班级同学开始垃圾分类,纷纷过来问道:“那真的是你爸爸吗?”女儿有些不好意思,给刘建国带回一个消息:“你现在还拥有一批儿童粉丝啦!”

这一期综艺的主要活动地点选在了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商场的餐厨垃圾清运现场等地,近距离参观垃圾卸料平台、垃圾吊控制室,体验厨余垃圾二次分拣、餐厨垃圾清运。刘建国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从专业角度与节目组进行互动。播出后,关于垃圾分类的专业讨论带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上亿的热度。这样的关注度,与此前的业内讨论相比,是几个数量级的放大。

刘建国尝试和网红标签和解。既然工作本身是要去塑造他人的正确意识、使其转化为行动,那么被更多人了解到便是增益。他想,自己在垃圾分类这一点上的工作不小心产生了放大效益,也未尝不是专业研究过程理念、方法、体系的集聚投射。工作中的一个高光切角,能让他人有所思有所得,那么,做被更多人关注的专业型网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完全理性,蜜汁乐观

2018年4月,刘建国在澎湃问吧上开个了主题为“推动垃圾分类难在哪儿”的问答版块,一年多过去,仍不断有人提问题。问题大多并不复杂,“请问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像日本那样的垃圾分类”、“请问家庭该如何执行垃圾分类?购买多个垃圾桶?分几类比较合适?”、“垃圾分类有没有国际统一的标准,法律法规依据?”之类,大多是关心垃圾分类的民众,从操作层面提出的疑问和感受。

每隔段时间,刘建国就集中回复一下新增提问,被常纪文调侃是“大炮打蚊子”。不过刘建国认为打向空气的高炮,没准能“人工影响天气”。问答中传来的关注度、求知欲,偶有充满生命力的奇思妙想,让他增加信心。

刘建国是一位难得的乐观专家,而这样的乐观决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他断言垃圾分类不会在三五年内焕然一新,但并不令人失望。当前垃圾分类的基础条件均已具备,可谓水渐到渠渐成,从历史脉络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新台阶。他相信,垃圾分类本身一定是持久战,会随着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政府、企业、居民的更加尽责,而逐渐趋于完善。

“历史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我们想让它线性增长,但历史规律不是线性。只要方向没有错,起伏波动都是正常的。”

刘建国的读书喜好包含人文地理、自然社科、经济历史,在工具理性之外,更看重价值理性。因而他的乐观显得清醒又绵长,对民众抱有十足的信心。他怀着真诚走过去,去告诉他人自己的理解,也去了解他人的想法。作为70后的教授,在大学里和90、00后的年轻人在一起,听到他们的话语体系,不懂就问:“这句是什么意思?”他在微信里开“环境论评”公众号,在微博上关注《北京折叠》获雨果奖,在朋友圈里发表情包“只有颜低腿丑,才不敢穿秋裤”。

开放的心态,使自认为不沾潮流的刘建国,看起来又多了“时尚”和“萌”。对于所谓的新“形象”,刘建国已放弃争辩,从善如流。他想,在这个推广分类、废物管理的节骨眼上,行业特别需要一股劲,驱除寒气,把大家鼓动起来。

他愿意出一份力,同时,他也对大众的内驱动寄予厚望。他的期待如鲁迅先生所言:“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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