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云：生活垃圾焚烧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排放标准？

　　今年4月份，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北京市地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中，全面加严颗粒物、NOₓ、SO₂等核心污染物排放限值，并在国内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标准中首次新增多项关键管控要求，部分要求为国内行业首创。

　　不止北京，近年来多地密集出台或酝酿更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行业媒体也多次聚焦这一“标准竞赛”现象。

　　近期，在“2026(第十三届)上海固废热点论坛”上，中城院(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排放提升空间思考》主题分享，从标准水平，烟气在线检测精度、烟气在线检测数值、小时浓度与日均值的关系三大典型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思考三方面，以批判性视角公开探讨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的现实问题。

徐海云

　　全国首个基本稳定达标排放的行业，为何制定更严格的地方标准?

　　在谈及标准水平时，徐海云指出，北京市目前正在制定号称“全国最严”的垃圾焚烧厂排放标准。他直言，全国最严标准不仅是全国最严，也是全世界最严。

　　为什么这么说?他指出，经过多年的专项整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形成一整套非现场自动监控体系，来自生态环境部的监测结果显示，该行业成为全国首个基本稳定达标排放的行业，污染物日均值和炉温达标率均在99% 以上，整体表现优于电力等其他行业。

　　因此，徐海云提出疑问：在行业整体环保表现已经较好的情况下，各地为何还要制定如此严格的地方标准?

　　结合北京市《征求意见稿》出台的背景，徐海云提到，北京市编制新标准，部分原因在于应对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然而督察中关于“北京市尚未制定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地方标准”以及“垃圾焚烧行业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高于周边地区”的说法，徐海云并不认同。

　　他表示，其实北京市是国内最早制定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地方标准的地方，DB11/502-2008是北京市地方标准，只是后来废止了。至于“排放浓度高于周边地区”这样的结论，不知道是基于标准还是基于实际排放，实际上，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浓度并不都比周边地区高。

　　烟气在线检测精度之问：检测精度能否支撑“超标”判定?

　　论坛现场，徐海云还将话题引向一个少被讨论的行业典型问题——在线检测数据的精度问题。

　　根据现行环保标准中多项技术指标，烟气在线检测设备的检测精度通常在±1%至±5%FS(满量程)之间，但从公开的国内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线比对报告来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指标的检测精度显然达不到百分之几，甚至存在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误差。

　　欧洲对垃圾焚烧厂在线检测也做过调查，各厂情况不一，但像国内这样许多在线检测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这是全世界独有的——“我们真有这么高的精度吗?”他强调，这不是吹毛求疵，探讨在线检测的真实精度究竟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对于准确判断行业现状至关重要。

　　徐海云结合过往的执法处罚案例，深入探讨了检测精度与法理判定之间的关系。他回忆称，几年前曾有垃圾焚烧厂因一氧化碳超标0.004倍而受到环保处罚。当时他曾撰文质疑该处罚的合理性，但当时某官方媒体以“万分之一危害也不放过”进行回应。对此，徐海云表示，“表面看，万分之一超标也是超标，但从法理上来讲，如果精度是10%，那么万分之一的超标还能算超标吗?”

　　烟气在线检测数值之惑：权威检测报告何以失真?

　　在线检测精度基础上，徐海云抛出第二组行业观察：

　　他指出，有数据显示，国内某省份多家垃圾焚烧厂的氮氧化物在线检测数值常年稳定在“十几(mg/m³)”区间。

　　“我们国家应该好好地研究这些厂为什么氮氧化物那么低”，他表示，如果这些厂确有先进技术工艺实现如此低排放，理应在全行业推广。如果没有技术支撑，这种异常偏低的数据本身就值得深究，更不能作为评判依据。

　　为说明当前检测行业的乱象，徐海云分享了两个亲身经历：

　　一是前两年西藏某小型焚烧项目出具了声称“达到欧盟标准”的权威检测报告，报告里氧含量竟标为20%，远超当地空气氧含量水平，而该份存疑报告却出自权威检测机构。

　　二是几年前徐海云在南昌参与垃圾焚烧厂项目宣讲时的一段经历。当时，面对民众的反对情绪，他在台上极力科普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却遭到现场一位六旬医生的当面反驳。此人拿出国内权威单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指出垃圾焚烧厂周边二噁英严重超标。对此，徐海云坦言，该权威研究成果让其无从辩驳，但这类关乎民生环境的重要检测结论仅在国外外文刊物发表，未面向国内公众公开，无法发挥科普与行业监督作用，呼吁行业检测应坚守实事求是底线。

　　针对行业检测乱象的治理出路，徐海云援引德国大众汽车“排放门”事件给出治理思路。大众汽车曾通过加装专属软件篡改车辆氮氧化物检测数据，规避环保检测，该事件被曝光后，企业遭受超30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及一系列后续严厉处罚，惩戒力度极大。徐海云认为，可能必须要有严厉的处罚措施，才能倒逼检测行业回归真实，真正反映实际的排放水平。

　　小时浓度与日均值：别让严肃的环保标准沦为儿戏

　　徐海云进一步聚焦垃圾焚烧烟气排放小时浓度与日均值的标准执行问题展开辨析，直指当前行业存在标准理解偏差、执行流于形式等突出问题。

　　他以某省某垃圾焚烧厂2026年一季度的公开数据为例，该厂氮氧化物折算浓度达到142mg/m³，某省排放上限是小时均值150mg/m³、日均值120mg/m³，排放检测结果达标。但在徐海云看来，若小时均值长期在140-150mg/m³之间徘徊，日均值根本无法降至120mg/m³以下。

　　他指出，小时均值与日均值必须同时遵守，若仅以小时均值达标作为评判依据，是将严肃的环保标准沦为儿戏。

　　这类标准执行乱象并非个例，某市部分垃圾焚烧厂也存在同类问题。核心原因在于部分环境建设单位对排放标准认知片面，片面以小时均值达标作为合规依据，忽视了小时瞬时浓度与日均浓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放到国际坐标系里对比更清楚：国内国标氮氧化物限值是“小时均值300、日均值250”;欧盟是“半小时均值400、日均值200”;德国最新标准则是“半小时均值400、日均值150”。

　　哪个标准更严?国内不少人片面认为国内标准严于欧盟、德国，实则不然。徐海云指出，欧盟和德国之所以设定较高的小时均值，是基于垃圾焚烧过程排放不均匀的客观现实，允许短时波动，但其将日均值严格控制在较低水平，守住长期环保底线。反观国内，尽管我们重视标准，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把标准当成儿戏或者数字游戏的现象。

　　结束语：环保标准脱离经济现实，行业极致治理是否本末倒置?

　　演讲尾声，徐海云发问：我们为什么要超过德国的标准?国内多地出台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是环境要求吗?显示不算;是经济因素吗?更没有这样的理由。

　　他以德国EEW公司(北控集团旗下的德国公司)与国内上市垃圾焚烧企业年报数据做对比：2024年德国EEW公司处理每吨垃圾折合收益达175欧元，而2025年国内同行业企业每吨垃圾处理收入仅240元人民币，中外企业营收差距悬殊。

　　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还普遍面临回款不及时、账款拖欠的经营压力，在这样的经济现状下，多地仍持续盲目拔高垃圾焚烧环保标准，让他深感费解。

　　徐海云列举社会治理现象进行类比，影射行业标准制定的错位问题。前几年曝出的食用油混装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在他看来，“我们曝光过食用油混装事件!但我们不能容忍垃圾混装，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错位?”

　　成本端的矛盾同样突出。他展示了某市调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听证会的公告，里面提到：每吨生活垃圾处理总成本高达1090元。而实际上，垃圾焚烧厂处置费每吨仅80多元，清扫费每吨100多元。“剩下的七八百元花在哪里了?”徐海云表示，“花掉这么多钱，无论是让居民承担，还是由地方财政继续兜底，都极不现实。”

　　所以，行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保基本”，而对于那些“锦上添花”的过高要求可以缓一缓。这可能是当前垃圾处理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矛盾。

　　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中可能影响较大是氮氧化物。根据2023年7月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发布的《2022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数据，2022年内地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的氮氧化物合计11.86万吨，折合焚烧1吨垃圾排放氮氧化物0.4219千克氮氧化物。按照这一数据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的氮氧化物也只占全部排放量的1.2%左右。

　　徐海云指出，当前垃圾焚烧行业核心困境在于服务标准与服务收费缺乏有效联动。我们习惯于既要又要还要，但在费用约束下，行业困境越来越明显。尽管中央层面一再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但一些环保部门仍然在提高标准上狂飙突进，这背后必然导致费用的激增。

　　包括飞灰资源化导向，资源化处理的钱从哪来?徐海云再度发问：“物质是不灭的，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循环!污水可以处理到直接饮用，烟气也可以处理到空气的水准，但这是普遍要做的吗?”他引用瑞士垃圾焚烧厂将大部分氯元素通过污水排掉的案例，回顾了国内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标准曾盲目追求“世界最严”，最终导致全国无一达标的深刻教训。这种脱离实际的标准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直到2024年标准被悄然修改才得到缓解。

　　最后，徐海云呼吁，环保标准的制定与提升必须在经济、环境等多维度间寻求平衡，并充分倾听企业的真实呼声。

编辑： 赵凡